三峡工程为揭示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了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找到巴王陵墓是关注巴文化的考古学家最迫切的愿望

　　2002年12月，重庆涪陵小田溪村。

　　碧绿的乌江水在村前急速地向下游流去，村子就建在江边一个小土山上，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如果不是看到房前屋后甚至是院子中间、房基之上一块块已经填埋或正在发掘的考古探方以及忙碌的考古工作人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我们站着的土地下面并不太深的地方，就是2000多年前巴国贵族的安息之地。这个普通的小山包出土了大量具有典型巴文化特征的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其出土器物规格之高、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多在三峡库区是绝无仅有的。

　　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因为历史记载的大多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活动，只有找到有关统治阶级的考古资料，才能够与史实相对照，这是验证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关节。因此，找到巴王陵墓是关注巴文化的考古学家最迫切的愿望。小田溪也因而成为考古专家们寄予厚望的地方。

　　我们到达小田溪时，考古工作已经进入尾声。考古现场负责人、重庆考古所的方刚告诉我们：小田溪遗址群是在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因出土了有关巴人的青铜器而使这个地方一夜之间闻名全国。能发现如此丰富的巴人青铜重器，在三峡地区还是第一处，而且这里与《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巴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吻合，“枳”指的就是涪陵。

　　自1972年到1993年，小田溪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抢救性发掘，清理9座墓穴。1994年，中日联合考古物探试验研究队在此进行了综合考古物探，CT技术应用于地下文物探查试验研究，电探异常，疑是“巴王陵墓区所在”。这几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最重要的是发现了14件编钟，现在仍作为涪陵博物馆镇馆之宝珍藏。

那么，真正的巴王墓地在哪儿呢？考古学家无法定论。在李家坝遗址，战国时期20多座巴人墓葬中首次发现了巴人的人殉、人牲现象

　　与作为巴人贵族墓地的小田溪遗址不同，云阳李家坝遗址则更像巴人平民聚落遗址。

    当巴人墓葬一座接一座地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时，他们被震撼了，感觉就像在翻一部永远也翻不到底的大书，顾不上严寒酷暑，忘却了一身疲惫，考古队员们在“痛并快乐中”紧紧追寻着巴人先民的足迹。

　　李家坝遗址是个巨大的墓地群，仅发掘面积就达3万平方米。让李家坝考古负责人、四川大学考古系白彬副教授和黄伟副教授兴奋的是，这里不仅有巴人的墓葬，还有巴人的房址，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巴人聚落区，也是巴人活动的一个区域性中心，这在史料上还没有记载。既有墓葬区又有生活区，在三峡地区所有有关巴人的遗址中也是惟一的发现。遗址年代自商周一直延续到汉代，对于解读巴人提供了难得的实料。

　　李家坝遗址巴人墓葬区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战

　　国时期20多座巴人墓葬中首次发现了巴人的人殉、人牲现象，从而印证了史料中“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的记载。

　　黄伟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墓的随葬品中，矛、戈一般放在墓主人头部，钺、剑在腰部，而与陶器一起放在墓主人脚下的还有人的头骨，这是明显的人牲现象，作为人牲的人可能是异族人或是战俘。

　　而人殉与人牲不同，被殉葬的人有不同的埋葬方式，有的被埋在棺椁外侧，有的独立成墓并有棺椁，殉葬的人没有挣扎的痕迹，应是被杀后殉葬，殉葬的人应是墓主人的亲属或族人。

　　黄伟先生分析说，人殉与人牲是远古食人之风习俗的遗存，在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基本废止，而这一时期的巴人墓葬中仍有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巴人的文化还较为落后。巴人是三峡土著，还是别处移民？众说纷纭

　　经过近几年抢救性发掘，巴人考古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巴人到底是三峡土著居民还是别处移民，目前的考古发现还不能对此作出准确的解释。

　　史料一说巴人发源于湖北的清江，一说湖北江汉地区是巴人祖居地。

　　据《后汉书》记载，在商周时代，巴氏之子务相“出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附近）”，凭借自身武勇及聪明才智成为当地各部落首领，“是为廪君”。198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善才先生率领一支考古队，在距武落钟离山不远的渔峡口香炉石，仅发掘400多平方米就发现了将近一万件早期巴人的遗物,包括甲骨、卜骨。

　　另一种说法则是巴人出自江汉云梦地区。著名考古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其都邑曰巴丘，今湖南岳阳北城陵矶是也。”

　　但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巴人也不排除为峡江地区土著居民的可能。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王风竹副主任告诉我们，在西陵峡中段宽谷地区发掘的十几处夏商遗址中，均出土一定数量的带有当地土著风格的釜、圜底罐，与长阳香炉石出土器物年代相当，规制一致，带有巴人器物特点。如果这些遗址确认为巴人遗址的可能性成立，那么巴人极有可能为生活在清江流域及峡江地区的原始土著居民。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邓辉副所长也认为，长阳香炉石这一狭小地域可能是巴人的中心区域，但其分布地域应更为广阔。同时他认为，传说中廪君与盐水女神的战争可以看成是峡江地区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变革。神秘的巴蜀图语、8个近似汉字的方块字，巴人留下的符号目前还无法解读。

    巴人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文字？

　　在巴人兵器及小田溪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得最为频繁的一种图案就是虎形图案。这与史料所载巴人崇虎相吻合。

　　除此之外，巴人兵器和青铜器上还有一些神秘的组合图案。在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的顶部，围绕虎钮周围竟刻有六个组合图案，在我们看来，有的像一条船，船上插有几个树枝；有的像手心、蛇头组合；有的似鱼在水面跳跃，其余无法说出其形状。这些图案被考古学家一般称之为“巴蜀图语”。这些巴蜀图语是文字还是记事符号，考古专家们至今未能完全破解。

    除了这些神秘的图语之外，在李家坝遗址出土的一件铜戈上发现了8个近似汉字的方块字，但目前还无法解读。黄伟先生告诉我们，也许巴人有自己的一套与汉字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只是没有流传下来。

　　在李家坝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正在发掘一座楚人墓葬。黄伟先生指着一件刚刚出土的圜底单耳铜鍪告诉我们，这是典型的巴人器物，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行军壶。同样，在巴人墓葬中也有大量楚人器物，可见巴楚文化在这一时期并存、融合。巴人勇猛善战，但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军队。

　　史料记载，巴人就以劲勇尚武著称，此次考古发掘大量适于近身搏杀的巴人短剑，恰是巴人剽勇特性和勇而无畏的写照。但勇猛善战的巴人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后迅速衰落，原因何在？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邓辉先生认为，巴国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处于早期国家形态，地域上有国家概念，但没有完备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实体，因此巴人凭借其勇猛善战，可以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很难形成强大有力的国家军队，无法与后来崛起的楚国、秦国及其大军抗衡，终至很快衰落乃至灭亡，而巴地上的巴人则充当了后来秦、汉等王朝征战的先锋劲卒。

　　此次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结果对此提供了一定的佐证。针对巴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黄伟先生分析说，李家坝巴人墓葬群明显是巴人一个氏族的公共墓地，整体上看墓葬主人身份悬殊不大，地位比较均等，从而可推断这一时期巴人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体制，其国家形式是在巴地众多的民族中巴人占据主导地位，并由巴人中强大的一支充当领导角色。这也是巴文化作为弱势文化的一个原因。

　　虽然巴国最终为秦国所灭，但巴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立即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汉代。在巴人汉代墓葬中仍然有圜底罐等巴人器物出现，相反，巴地却没有秦人墓葬。

　　黄伟先生认为，秦国灭掉蜀国、巴国，在巴地却没有秦文化的影响因素，这与秦统治巴地的特殊政策相关。秦对蜀的统治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管理，而因巴人悍勇，其性格、文化与秦差异极大，于是秦人利用巴人内部矛盾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通过“自相君长”和中央政府的“羁縻政策”，控制巴地，由此大大促进弱势的巴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巴文化向中原文化融合的进程。汉高祖刘邦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至汉武帝时，中华大地的众多文化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中华大一统的汉文化的巨波洪流。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等也因此而最早进入了主流文化。也正赖于巴人的武勇，黄伟副教授认为，在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上，巴人应特书一笔。

　　站在前临小江背靠大山、宏大的巴人墓地遗址上，环望四周，我们不禁感慨，这神奇的山、神奇的水孕育了神奇灿烂的巴文化，但巴国的最终结局对巴人来说无疑是悲剧性的。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无情的淘汰法则导演了这部悲剧。在这部悲剧中既有巴人激越的抗争，也有巴人被淘汰的沮丧，而人类文明的脚步正是在抗争与淘汰中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