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昭君出塞，见于正史记载的有如下几条史料：

   昭君出塞

　　《汉书·元帝纪》：

　　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到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邱门。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教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弓服虔谓“讨郅支之图书”）示后官贵人。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应劭注云：“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文颖注云：“本南郡秭归人也。”）

　　《汉书·匈奴传》：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己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纍若鞮单于……复株纍若鞮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后汉书·南匈奴传》：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勅以客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之留，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勅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以上为正史中关于昭君事绩的记载。

　　相传为东汉末蔡邕撰的《琴操》载：

　　昭君，齐国王攘女，端正闲丽，未常窥看门户。攘以其有异于人，求之者皆不与。年十七，献之元帝。元帝以地远不之幸，以备后宫。积五六年，帝每游后宫，昭君常怨不出。后单于遣使朝贺，帝晏之，尽召后宫，昭君乃盛饰而至。帝问：欲以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昭君乃越席请往。时单于在旁。帝惊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纵酒作乐，遣使者报汉，送白璧一只，骏马十匹，胡地珠宝之类。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单于死，子世达五。昭君谓之曰：为胡者妻母，为秦者更娶。世达曰：欲作胡礼。昭君乃吞药而死。（转引自宋郭茂倩《乐府解题》）

　　看来，《琴操》虽属野史杂记，与正史记载出入很大，但所记昭君出塞的事迹还颇近《后汉书》，没有毛延寿丑图的说法。不过，却伪托昭君写了一首《怨旷思惟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哀叹自己背井离乡，远嫁异族。

　　此后，昭君故事大约愈传愈广，不知什么人添枝加叶，便凭空想象出一个画师毛延寿及其丑图的情节来。

　　于是，便有了《西京杂记》（一说南北朝时梁朝的吴均所撰，一说晋葛洪所撰）的传说：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按）图召幸之。诸官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有色；樊育亦善有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这就是后世诗词戏曲中平添了毛延寿故事的张本。

　　对于这些野史杂说所载昭君出塞与正史不符之处，以及在昭君故事中掺入了毛延寿丑图之说，前人已有所辨疑。例如，宋王楙《野客丛书》云：

　　明妃事，《前汉·匈奴传》所载甚略。但曰：竟宁元年，单于入朝，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如此而已。而《西京杂记》甚详。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竟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弃市。《后汉·匈奴传》载此与记小异。如《杂记》，则是昭君因不赂画工之故。致元帝误选，已而行。如《后汉》所说，则是昭君因久不得见御，故发愤自请而行。二说既不同，而《后汉》且不闻毛延寿之说。《乐府解题》所说，近《西京杂记》。《琴操》所说，近《后汉·匈奴传》。然其间又自有不同。《琴操》谓单于遣朝贺，帝晏之，尽召后宫，问谁能行者，昭君盛饰请行。如《琴操》所言，则单于使者来朝，非单于来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请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汉》既略，当以《后汉》为正。其他纷纷，不足深据。

　　清人陆燿《切问斋集·王明君词序》云：

　　世咏昭君，都据《西京杂记》。谓元帝按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亦不减五万。昭君自恃貌美，独无所赂，工人多丑为之图。帝遂以妻匈奴。是说也，余尝疑之。夫汉元即富过往时，而未幸之宫人，安所得此多金以赂画师哉？宫廷迹阏，谁代为游谈通赂者？至其辇金暮夜，亦岂漫尢呵禁，固近诬不可信也。自梁王叔英妻刘氏诗曰：“丹青失旧仪，玉匣成秋草”，由是陈后主则曰：“图形汉宫里，遥聘单于台。”隋薛道衡则曰：“不蒙女史进，更无画师情。”沿至唐人，遂为典实。如崔国辅：“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沈佺期：“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梁献：“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郭元振：“容颜日憔悴，有甚画图时。”刘长卿：“自矜妖艳色，不顾丹青人。”李白：“生乏黄金买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社甫：“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白居易：“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时。”李商隐：“毛延寿面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范静妻沈氏：“早信丹青巧，重货洛阳师，千金买蝉鬒，百万买蛾眉”之类，不可胜纪。梁以前，初无此说。昭君之自言曰“离宫绝旷身体摧藏”而已。石崇之为明君新歌，亦止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而已。图画之事，不著篇什。又案，《汉书》但言：单于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子。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民。而《琴操》则谓帝晏单于，悉召后宫，问，欲以一女赐单于，昭君盛饰而至，越席请行，既至匈奴，以为汉待之厚，报汉以騵马白璧珍宝之物。图画之事，不登记载。自是之后，匈奴三世，称藩于汉，不为边患。昭君号宁胡阏氏。故温陵黄鹏扬《读史吟评》称“昭君制胜安边，过武皇十二部将军也。”夫始之不以色进，有班姬辞辇之贤；继之不以难委，有冯女当熊之勇；至其去后而赴绝域，偶殊类而辑边陲，有翁主和戎，木兰从军之义。而说者必援无稽之稗史为美谈，使昭君千古，止为恃色逞娇吝财失宠之女流，抑何不善成人之美也。余以《琴操》所载，与正史为近，爰为辩图画之非，以正文人沿袭之谬，而更作此词以贻好事。

　　陆燿的这段《王明君词序》，不仅考订了梁以前无毛延寿图画之说，而且，关于昭君事绩的记载，他是笃信正史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还借温陵黄鹏扬的话，赞扬了昭君“制胜安边，过武皇十二部将军。”此外，他猛烈地批评了包括许多著名诗人在内的轻信沿袭之谬误，以及“援无稽之稗史为美谈”的轻率文风。他对把昭君说成是“恃色逞娇吝财失宠之女流”，大为愤慨，而高度评价了昭君始不以色进的高洁品德，继不以难委的英雄气概，以至赴绝域，辑边陲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见解，实在是不同流俗，难能可贵的。

　　还有，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辩》云：

　　……明妃之请适单于，欲为汉帝纤北顾之忧也，其意以为和亲之举。以一女子足以代数万甲兵，亦何惮而不往？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之中，奚若建功异国之为得乎？故其秋木萋萋之诗》，婉而多讽，怨而不怒，皆足徽其情性。至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者，谁之力哉？艮以曲奏琵琶而声消鼙鼓也。逮其殁，黄茅白苇之中，一坯之土，长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气，山川不能隐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变其色。与文墓之蓍，孔陵之桧，徐君剑形之草，仲卿连理之树，武穆向南之枝，同昭回于今古。而谓从呼韩之俗者，能有此哉。可不辩而明矣。然则汉史曷为有后阏氏之说？其有是说者，殆因成帝之勅，误以为奉诏。否则或为元帝解嘲附会以书之者也。

　　陆次云的这段话是针对《后汉书》所载“呼韩邪死，王嫱求归，成帝勅从胡俗，遂复为后阏氏”而发。他站在维护汉族纲常伦理的立场上，断然通不过匈奴“子烝其母”（后母，非生母）的风俗。因此，他相信昭君不会从胡俗，而只会吞药而死。他认为明妃冢地“其草独青”，“长芳菲而不歇”，“表明妃不忘汉之志”。他辩解说：《后汉书》的“从胡俗，复为后阏氏”是“殆因成帝之勅，误以为奉诏。否则，或为元帝解嘲附会以书之者也。”他认为昭君“请适单于”，是“为汉帝纡北顾之忧”。显然，他是以忠君思想来解释昭君出塞的。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了“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不如“建功异国”；主张以和亲代替甲兵；并且肯定了汉匈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曲奏琵琶而声消鼙鼓”，是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从巩固汉家天下的观点出发，他不怀疑昭君“萧适单于。”相反，还热烈赞扬了昭君的自愿请行，为国捐躯，去“为汉帝纡北顾之忧”。

　　以上这些对于昭君事迹的考订，和对昭君故事衍变的辨伪，虽然各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却都是为要维护正史笔法，捍卫昭君出塞的历史精神。

　　细细研究一下《汉书》《后汉书》有关昭君的记载，我以为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其一，政固是东汉人，范晔是南朝宋人，距离昭君的时代较近，因而史料的真实性可能较为可靠些。同时，因为他们写的是史书，因而对史料的鉴别更为慎重些，写作的态度也较为严肃些。

　　其二，写史的人多从政治观点看待历史现象。《汉书》，《后汉书》都是从汉与匈奴的关系记载了呼韩邪单于来朝，“愿保塞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为了国家统一，边境安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牆为阏氏”。而且为庆贺这件大事，改元竟宁。可见汉匈和亲在当时两族人民之间的重要意义。

　　其三，史书的作者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昭君出塞的史实。象班固这样的史家，虽然认为“和亲无益”，但却没有流露出民族屈辱的情绪。对于昭君“从胡俗，复为后阏氏”，也没有表现出断难接受的感情。

　　其四，《后汉书》明确记载昭君是“请掖庭令求行”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了她之所以自愿请行，乃是由于“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那么，她的“悲怨”，分明是对着皇帝而发的。在这里，那简略的记述中，其实就已蕴藏着一个可以估摸到的气性高远的坚强性格。而呼韩邪临辞大会，昭君出场的生动描写，简直可说是非常精彩的戏剧场面。

　　所有这些，都为曹禺同志孕育《王昭君》的创作提供了历史依据，并成为启发他进行艺术虚构的生活基础。

二

　　昭君是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出塞的。《汉书·匈奴传》对这个时期汉匈关系的记载是颇为详细的。

　　自周秦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原汉族的一支强敌。秦末汉初，当刘邦、项羽还在争夺霸业的时候，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武力空前强盛起来。他东灭东胡，西攻月氏，南服楼烦、白羊，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危及燕、代（河北、山西北部），向北又征服了浑窳、屈射、丁零、隔昆诸部落，控制了当时中国的东北部、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中原的严重威胁。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冒顿单于围攻马邑（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接着又在第二年围攻晋阳（山西太原）。刘邦亲自带兵去迎战，因遇寒冬大雪，士卒冻伤甚多，加上指挥调动不力，致被冒顿的三十万精骑围困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后来采用陈平之计，重赂单于阏氏，才得脱围。以后，汉将不断有人投降，匈奴多次率兵进犯，弄得刘邦很紧张。当时，汉朝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内部统治还不巩固，无力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只得采取妥协政策。于是汉高祖采纳了娄敬与匈奴和亲的建议，以宗室女嫁给冒顿为阏氏，并和匈奴结为兄弟，每年赠送大量絮、缯、酒、食物等等。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一贯奉行这种和亲政策。例如，文帝时把宗室女嫁老上单于，景帝时，把宗室女嫁军臣单于。

　　不同民族之间统治阶级的和亲，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汉朝当时执行这种和亲政策，是不得已的妥协忍让，其目的是用以换取边境暂时的安宁。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策略，但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它暂时避免了战争，有利于两个民族人民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主要是和亲政策。当然，统治阶级清楚地知道，和亲并不是万灵的妙方，重要的还在于军事实力。所以，当和亲政策不发生效果，或者自己的军事力量足以打败匈奴时，便会变和亲为战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听信叛臣中行说的谋划，带领十四万骑兵侵入朝那（甘肃平涼县西北）、萧关（甘肃固原南），杀北地都尉，抢掠大批人畜财产，并进抵彭阳（甘肃镇原），焚毁回中宫，游骑直至雍、甘泉一带，逼近长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派兵入上郡、云中，各三万余骑，到处抢掠。景帝时匈奴骑兵时常侵扰边境诸郡，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文帝和景帝虽然仍执行和亲政策，但已在进行反击匈奴统治者的准备。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到了汉武帝时，已经达到“财阜有余，士马强盛”，加上封国势力削除，中央集权加强，反击匈奴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武帝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先是派遣马邑人聶翁壹诱匈奴单于深入掠夺，汉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主刀。不料计谋洩露，匈奴迅速撤兵。从此，转为长期频繁的战争。

　　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卫肯出云中以西，迂迥至陇西，击败了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夺取羊百万头，恢复了河套一带地方，在那里建立了朔方郡，移民十万，使之成为边防重镇。以后又有几次出击，匈奴单于被迫于公元前123年将龙庭迁往蒙古大沙漠以北。

　　第二次战役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利率领骑兵几万人自陇西两次出击，一次越过焉支山（在甘肃山丹县），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一次越过居延泽，攻到祁连山（在甘肃西部）。汉军的胜利引起匈奴贵族的内讧，匈奴单于要杀死被汉军战败的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带领四万多人降汉。汉安置他们在沿边境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叫做“五属国”。这以后，黄河以西自金城（兰州）到盐泽（罗布淖尔），再也没有匈奴人了。汉先后在那里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切断了匈奴同氐、羌各族的联系，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和欧州的道路。

　　第三次战役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大发士卒，令卫青、霍去病各将骑兵五万人，随军辎重、步兵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卫肯出定攘塞外千余里，与匈奴单于接战，单于大败，只带着几百人突围逃走，汉军直追到漠北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郡塞外二千余里，大败匈奴东部兵。这次战争，虽然汉朝取得胜利，但损失非常严重。此后，再也没有力量大举出击了。而匈奴呢，接连几次大败，伤亡惨重，到武帝末年，“孕重堕殰，罢（疲）极（困），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汉武帝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大量移民，与边卒一起屯垦，发展农牧业。还新筑长城，把秦时的长城由令居（甘肃永登）向西延展到敦煌郡，并在长城全线直到盐泽，列置亭障，筑烽火台，以备战时报警。

　　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派田广明率四万骑出西河，范明友率三万余骑出张掖，韩增率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率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率三万余骑出五原。加上常惠遣西域乌孙兵西出，共二十余万兵马合击匈奴。匈奴再次惨败。部属也乘机起来向它进攻。于是“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对抗汉朝。时在昭君出塞前三十九年。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握衍朐鞮单于立，尽杀父亲虚闾权渠单于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又尽免父亲的子弟近亲，以自己的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稽候狦不能被立为单于。于是投奔岳父乌禅幕。神爵四年，乌桓出兵击败匈奴东边姑夕王，单于大怒，要加罪姑夕王。于是，姑夕王与乌禅幕以及左地贵族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兵败自杀，呼韩邪单于尽得匈奴臣民。

　　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夺权斗争，形成五个单于纷争的局面。经过一场互相攻杀的复杂斗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取得胜利，都单于庭。但两年后，他又被其兄左贤王自立为郅支单于击败，被迫出走龙庭。这时，左伊秩訾王献策说：“今汉方盛，乌孙城廓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疆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劝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呼韩邪单于采纳了左伊秩訾的建议。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入朝觐见汉帝，汉以礼相待，厚加赏赐，并派董忠、韩昌护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从此，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约一百五十年汉匈两族间的敌对局面，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

　　也在这一年，当时远在漠北的郅支单于，见呼韩邪投汉，深怕遭到呼韩邪与汉朝的联合进攻，也遣使入汉奉献，并送侍子入朝，以示友好。

　　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朝汉，宣帝礼赐如初，赏赐益厚。

　　郅支单于见汉朝出兵谷支助呼韩耶，自知无力统一匈奴，于是向西（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发展，与汉决裂，索还侍子，并杀死汉使者谷吉。

　　汉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给之。呼韩邪身边大臣多劝单于北归龙庭。当时奉送呼韩邪侍子之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怕单于北去后难以约束。于是，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韩昌张猛和单于、匈奴大臣俱登诺水东山，刑白马，饮血酒，立下盟约。其词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这就是曹禺《王昭君》中提到的“诺水之盟”。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在康居击杀到支单于。从此，匈奴与汉的敌对势力终被消灭，匈奴全部土地复归呼韩邪统治。时在昭君出塞前三年。

　　郅支单于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者，以郅支被杀，政敌消除，无复后患；惧者，汉朝力量强大，匈奴经过多年的战争，势力衰弱，一旦得罪汉朝，难免会有郅支被除的下场，因此，只有与汉和好才能确保安全。于是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觐见。元帝待他“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在朝见期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遂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就这样，昭君便随单于和亲出塞了。

　　从以上有关昭君出塞前历史背景的简述来看，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是一种以政治联姻求得边境安宁的手段。就汉朝来讲，是不得已的忍让政策。但在当时确实起到避免战争，达到暂时和平的效果。客观上有利于两个民族人民的和平安宁，休养生息。因此，我们不能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种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政策给以恰当的评价。

　　其二，从汉高祖接受了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冒顿单于缔结和亲，以及后来文帝、景帝时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和亲，使汉初七十余年间基本上保持了与匈奴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从汉武帝元光二年马邑边界冲突，到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入朝觐见，其间约八十多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两个民族统治阶级发动的残酷斗争使生灵涂炭，生产凋弊。因此，各族人民是厌恶战争，盼望和平的。呼韩邪单于之所以能够统一匈奴，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他顺应人民的愿望，实行了与汉和好，结束战争的正确策略。呼韩邪统一匈奴有功，他的与汉和好的政策，更显示了他的明智与远见。他是一个应当热情肯定的历史人物。

　　其三，在王昭君出塞前十八年，即呼韩邪第一次入汉觐见时，可以说就基本上结束了汉匈之间的长期战争，建立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到昭君出塞前三年，即诛杀郅支单于之后，那就彻底消灭了与汉朝对立的残余势力。因此可以说，在昭君出塞的竟宁元年，已不是由于“匈奴盛”，和亲以求苟安。准确点说，是和平友好已经实现，双方由于连年战争，耗损过甚，急需罢兵言好，休养生息，因而通过这次和亲来巩固和加强已经取得的和平与友好。王昭君自奋应选，勇敢地充当和亲使者，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光荣使命。尽管她本人并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负重任的巨大意义，但客观上却得到了汉匈两个民族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因而，王昭君是一个值得热烈歌颂的古代美女。

三

　　从宣帝时呼韩邪附汉到王莽篡权后重新挑起边境冲突，中间六十余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于戈之役。”

　　有人说，造成这六十年的和平局面，是昭君出塞和亲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前所述，由于汉匈之间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以致使生产凋弊，人口锐减，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起来。这时，匈汉双方都不愿、也无力再继续战争。呼韩邪附汉，请婿汉氏，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应当说，昭君出塞是在当时两个民族要求和平友好的背景上产生的一曲佳话，而昭君和亲的结果又加强了并巩固了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昭君个人既是“和亲使者”，对于这种和平局面的出现，自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历史作用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昭君出塞是汉匈双方由战争政策转向和平政策的产物，此后五六十年没有发生互相仇杀的战争。因此，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非常重视这次和亲。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就证明了这一点。汉元帝为了纪念这次大事特改元“竟宁”（边境安宁），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1954年在内蒙古包头附近麻池乡汉墓中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据考古工作者鉴定，是西汉末叶制造的。还有传世的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和瓦当上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可能是同一时代制造的。如果这些砖瓦确属西汉末叶的遗物，那一定是为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这个时期只有这么一次和亲。

　　汉朝和匈奴如此重视这次事件，足见昭君出塞对当时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历史作用。

　　其二，从《后汉书》的记载看，昭君是由于“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在临辞大会上，她又是那样“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看来，她不是被迫遣嫁，至少没有哭哭啼啼。当然，现在还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当时她是抱着为实现汉匈和好的愿望而出塞的，她的动机很纯净，目的也很明确。这是不能妄加臆断的。但是，历史也没有记载她象细君公主那样，到乌孙后愁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牆，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鹤兮归故乡。”而是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伊屠智牙师。特别在呼韩邪死后，按照匈奴习俗，复株纍若鞮单于要求复尚昭君公主，成帝勅令她“从胡俗”时，她忍受了汉族人不能接受的纲常伦理，而做了后单于的阏氏，并且生了两个女儿。我们可以想象，她当时经历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服从了大局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说，为了和平安宁，昭君忍辱作出了某种牺牲，而对巩固历史上的那段和平局面起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当然不知道昭君当时具体的思想认识，但她的行动说明她为两个民族的友好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文艺作品的《王昭君》，曹禺根据历史真实的记载加以想象，补足了产生人物行为的思想活动。他对一段简略的历史资料反复咀嚼，啜其英华，按照人物可能有的思想（当然也必须反映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塑造了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我以为这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想象与虚构，是对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精神内蕴深入开掘的结果，是艺术的真实，也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因而不能轻率地说是拔高了古人。

　　其三，昭君出塞，不仅巩固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匈奴与汉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而且，还以身谱史，播下了两个民族长久友好的种子。

　　王昭君死后，一直到王莽执政期间，汉与匈奴双方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昭君的女儿、女婿、外孙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史载汉平帝时（公元1至5年），王莽曾邀请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访问长安。王莽执政后，推行一种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又要把大汉习俗强加于匈奴人（如强制匈奴单于改用汉式单名），特别是为了确立他的政府对匈奴的政治统属关系而更换“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以及妄斩匈奴侍子登，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张。发展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以后，匈奴单于遂发兵进扰，王莽也准备以三十万兵马进行反击。双方剑拔弩张，其势一触即发。这时，昭君的女儿云、女婿须卜当挺身而出，设法弥合。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乌珠留单于死，云、当欲与汉和亲，又素与咸友好，见王莽曾拜咸为孝单于，故越舆而立咸（舆与咸皆为乌珠留单于之弟）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既立，云、当劝他与汉和亲。天凤元年（公元14年），云、当派人到西河虎猛制虏塞下求见和亲侯王歙。王莽派王歙和他的弟弟展德侯王飒（歙、飒俱为昭君之兄子）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赠黄金、衣被、缯帛。在云、当的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又出现了一线光明。但因“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天凤二年（公元15年），王莽遣王歙与五威将王咸等送还前所斩匈奴侍子登，单于派云、当子男大且渠奢（即须卜奢）等至塞迎接。后来，汉封须卜当为后安公，当子须卜奢为后安侯。天凤五年（公元18年），乌累单于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諡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这也是昭君和亲的一点影响。）为了再次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好，匈奴单于又派遣须卜居次云及其婿须卜当，儿子须卜奢，还有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醯椟王中途回匈奴）再度出使长安。王莽并把他的庶女陆逮公主王捷嫁给须卜奢。想出兵辅立须卜奢为匈奴单于。恰在这时，王莽被杀，云、奢亦死。

　　从这段历史发展来看，汉匈双方都在利用王昭君的亲属，如女儿、女婿、外孙等充当政治交往的代表，可见昭君出塞在汉匈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深远的影响。

　　王昭君曾经是两个民族的和亲使者，她在我国历史上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这一点，由后代流传在汉匈地区美好的民间传说也可以得到证明。

[本文是作者《〈王昭君〉研究》专著中的一章。]